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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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中国作家几乎没有尝试将民族、文化和族裔的概念分开。[8]那些不受帝国控制和中国文化主导模式影响的人被认为是独立的人群，无论他们今天是否会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汉族的自我概念化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文化鸿沟展开的。因此，历史上的汉化进程与帝国统治和文化的传播有关，也与实际的民族迁移有关。[9]
8世纪的中国唐代泥人，一个戴着独特的帽子和面纱的粟特人(一个伊朗东部的人)，可能是骑骆驼的人，甚至是在火庙参加仪式的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因为面纱是用来避免呼吸或唾液污染圣火的;意大利东方艺术博物馆(都灵)。[10]
这种理解一直持续到 1949 年共产党掌权（清朝在西方思想的引入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理解深受约瑟夫·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的影响——邻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越南和老挝的共产主义政权 [11]——以及苏联对少数民族的定义并没有清楚地映射到中国的历史理解上。苏联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是，一个民族是由具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和领土的人组成的。这些人中的每个国家理论上都有权脱离提议的联邦政府。[12]这与之前的思维方式不同，主要在于，不再将所有在帝国统治下的人定义为中国人，而是将民族（定义为权力投射的空间）和族群（被统治者的身份）定义为中国人。分离受中央统治不再自动意味着被定义为中国人。苏联模式应用于中国，产生了中国的自治区；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自己的国家，理论上享有中央政府的自治权。[13]
二战期间，美国亚洲协会在其学术期刊《亚洲》第40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穆斯林是否属于中国人还是一个单独的“少数族裔”问题，以及导致这两种分类的因素。它解决了为什么中国穆斯林被视为与其他中国人不同的种族的问题，以及中国所有穆斯林是否统一为一个种族的单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中国佛教徒进行比较时提出的，中国佛教徒不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种族。其结论是，中国穆斯林被视为独立的原因是由于宗教、文化、军事封建主义等不同因素，将他们视为“少数民族”是错误的。它还得出结论，日本军方发言人是唯一宣扬中国穆斯林具有“种族团结”这一错误论断的人，这一论点被中国穆斯林由众多不同种族组成的事实所驳斥。正如“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贺州的蒙古回族、青海的撒拉回族和突厥斯坦的禅头回族。日本人试图散布中国穆斯林是一个种族的谎言，以宣扬他们应该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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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文件，例如1982年宪法，[14]沿袭了苏联在族群意义上识别“民族”的做法（该概念不应与国家公民身份混淆）。民国时期从日语借用的中文术语“民族” ，翻译了这个苏联概念。“国籍”的英文翻译（官方文件中常见）再次沿用了苏联的做法；然而，为了避免混淆，经常使用“族裔”或“族裔群体”等替代用语。由于
人类学的“族群”概念与中国或苏联的概念（毕竟是由国家定义和规范的）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学者使用新词“族群”来明确地指称族群。
1949年以后，一群社会科学家聚集起来，对各种民族进行了列举。一个迫在眉睫的困难是，“实地”的身份不一定能从逻辑上遵循共同的语言或文化等事物；两个相邻的地区可能看似拥有共同的文化，但又坚持自己独特的身份。[15]由于这会导致荒谬的结果——每个村庄都很难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科学家试图以语言作为区分的主要标准来构建连贯的少数民族群体。因此，一些文化习俗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村庄被归为同一个民族名称。例如，“壮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广西各山村的统称。[16]
对少数群体和非少数群体的实际人口普查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科学家所制定的明确区分界限。个人的种族地位通常是根据家谱历史来授予的。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或母亲，对于被认为是母系的民族）的姓氏被认为属于特定民族，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授予令人垂涎的少数民族地位。结果是，以前认为自己是同质的、本质上是汉族的村庄现在被分为有民族身份的村庄和没有民族身份的村庄。[15]
编制了所有种族群体名单的社会科学家团队还描述了他们认为每个群体之间的关键区别属性，包括文化、习俗和语言。然后，该中心利用这份属性清单来选择每个群体的代表在电视和广播中表演，试图强化政府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叙述，并防止少数民族文化被少数民族同化。汉和世界其他地方。[17]然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这些尝试收效甚微。事实上，许多被标记为特定少数群体的人与媒体中以“他们的人民”的形象和表现形式呈现的音乐、服装和其他做法没有任何关系。
在此过程中，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确认了39个民族。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进一步增加到54个，1965年又增加了珞巴族。最后一次变化是1979年增加了基诺族，使承认的民族数量达到目前的56个。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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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1979年后中国的开放和改革，许多汉人有了足够的钱开始旅行。富人最喜欢的旅行经历之一就是参观少数民族地区，看看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为了响应这种兴趣，许多少数民族企业家，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从未练习过舞蹈、仪式或歌曲，但他们开始通过表演类似于老一辈或当地人的行为来迎合这些游客。居民告诉。这样，壮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开始与他们的同族人有更多的共同点，因为他们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其表演的经济需求而采取了相似的自我概念。
1983年中国民族语言地图.
对55个少数民族进行分类，是从1911年孙中山上台的国民党政府否认中国不同民族存在的政策迈出的一大步，同时也实行共同使用。使用贬义名称来指代少数群体（这一做法于 1951 年被正式废除）。然而，共产党的分类也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因为它将承认的民族数量减少了八倍，如今“未分類民族”的总人数超过73万。这些群体包括 𱎼家、克木、苦聰、莽、僜、夏爾巴、八甲和犹太。
南斯拉夫解体和苏联解体后，中国官方对少数民族的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将他们定义为“民族”，而是将他们定义为“族群”。正如乌拉丁·额尔登-布拉格所说，“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中国的少数民族视为具有“功能齐全的分工”、历史和领土的社会，而后者则将少数民族视为具有“充分功能分工”、历史和领土的社会。作为一个“类别”，并侧重于他们对边界的维护以及与大多数群体的关系的自我定义。这些变化反映在“民族”一词的使用及其翻译中。1995年，官方刊物《民族团结》英文名称由Nationality Unity更名为Ethnic Unity，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更名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学者们开始更喜欢“族群”一词而不是“民族”。新中国成立时建立的中国少数民族识别和分类模式沿袭了苏联模式，其灵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1953年确定少数民族的“四个共准”：（1）独特的语言；（2）被承认的土著家园或共同领土；（3）共同的经济生活；（4）强烈的认同感和独特的习俗，包括服饰、宗教和食物。
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指定少数群体可能对国家构成威胁。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为这一论点提供了证据。北京大学教授马蓉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意中创造了一种“二元结构”的治理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给予公认的民族群体的代表权和身份会增加民族文化差异并造成社会冲突。他建议实行新的民族融合和同化政策。马云和其他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但它们后来在习近平政府的政策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将国家政策转向同化，他称之为“民族大融合”或“血脉与思想的融合”。
2020年，汉族人被任命为国家民委主任，这是自1954年以来首次。